2009年以來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和金額均創歷史新高，中國已成為美國濫用貿易救濟措施的最大受害者。筆者認為，美國貿易逆差與中國的貿易政策、人民幣匯率沒有必然的聯系，美國貿易逆差是歷史的必然。 
　　首先，科技創新枯竭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戰后全球范圍的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曾成就了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和繁榮，前三次大規模產業轉移基本是按照美國→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路徑完成了三類經濟體產業結構的梯次轉換升級(即“雁陣”格局)。由此，美德日等國專注于發展微電子、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四小龍”積極承接從發達國家轉移出的化工、汽車、家電等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東盟及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接過“四小龍”轉移出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出口導向的輕紡工業。這一時期內，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領和持續創新，不斷帶動著“外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第四次產業轉移以“模塊化”經營戰略加速了產業全球化的進程，巨大的潛在市場、良好的產業承接環境吸引著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全球制造業鏈條向中國東南沿海大規模轉移，中國逐漸成為全球的“制造中心”。 
　　前三次產業轉移中美國所擁有的持續創新能力使美國在一般商品項下的貿易逆差不足以成為問題。美國不僅擁有產業鏈中的核心競爭力，占據著產業鏈中附加值最多的環節，而且不斷涌現的產業創新和技術創新源源不斷地給美國帶來來自全球的巨量收入，幾家類似微軟的企業就足以補償美國因產業轉移而引致的貿易逆差。當美國某一要素密集型產業逐漸失去比較優勢時，發展新興產業并將喪失比較優勢產業“外包”給后進國家是美國保持其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新產業新技術創新的壟斷性和下游產業的競爭性讓美國充分享受著國際分工的效率和收益。這種“創新紅利”不僅成就了美國的超強國力，客觀上也引領著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 
　　但是，近20年來美國的創新能力已經枯竭。后進國家學習和模仿的“后發優勢”使得上世紀80年代的互聯網、計算機革命的創新能量已衰竭，在沒有新的產業和技術創新情況下，美國借助了金融創新。金融衍生品的創新不可能持久地代替技術創新推動經濟的原動力，當實體經濟無法支撐金融“變戲法”的泡沫時，危機就不可避免。這也就是這次危機的內在邏輯。 
　　隨著美國創新枯竭，而大部分傳統產業又已轉移到國外，美國失業率一直處于10%的歷史高位，美國的“就業崗位”不是被中國搶走的，而是美國企業按照“利潤最大化”自己“轉移”掉的。在當前高失業率已經成為奧巴馬執政的最大考驗時，正如其所言“就業問題將是第一要務”，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本質上是就業問題)自然也就浮出水面。 
　　其次，人民幣匯率與美國貿易逆差沒有必然聯系。中美貿易順差本質上是由于產業分工導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日用消費品。金融危機后，美國民眾開始提高儲蓄率，但2009年12月，美國儲蓄相對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也僅為4.8%，所以對美國而言，這些“低值易耗品”具有較高的需求剛性。美國不可能恢復大量日常基礎商品的生產，即使因人民幣升值而削弱中國商品的競爭力，美國也只有從墨西哥、東南亞、印度等國進口以彌補國內需求缺口。因此，調整人民幣匯率并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反而提高美國老百姓的生活成本，在高失業率的當下，這無疑是雪上加霜。 
　　當前人民幣升值也不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當前中國正在致力于經濟轉型，需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美國計劃在5年內將出口倍增以創造就業，但美國不應該也不可能重復中國廉價商品的生產，這不但沒有競爭力，也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美國要放棄一直在強化的一個簡單的公式，即美國“對華逆差增加100億美元，美國則會有2.5萬人失業”，事實是中國以廉價的商品填補了美國產業轉移后的需求缺口，增加了美國民眾的福利。此外，人民幣匯率穩定增強了在中國的美跨國公司競爭力(增加利潤、補貼國內)，同時，也會增加美國國債對中國的吸引力，從而減輕美國國內高赤字的壓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真要想實現貿易平衡，就要遵循產業分工的客觀規律，增加高新技術、資源的出口，以及金融、科技等行業股權向中國企業開放。 
　　筆者認為，美國真正需要做的，不是設置貿易壁壘、挑起貿易爭端，產業轉移和自由貿易的內在力量是任何國家阻擋不了的。如果硬是要“強硬”，只怕美國會再次失去“20年”。美國真正需要做的是檢討最近20年來創新衰竭的“失職”原因，盡快找到產業與技術創新的突破口，加快創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