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下發的《2013年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顯示，2013年1～6月，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9260.61億元，同比增長7.9%。其中，國內增值稅實現收入14319.50億元、國內消費稅實現收入4353.49億元、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實現收入6382.82億元、營業稅實現收入8845.14億元，分別占稅收收入總額的24.2%、7.3%、14.9%、10.8%。流轉稅主體稅收收入合計占稅收收入總額的57.3%，較之2012年64.3%有回落趨勢。而直接稅的主體稅種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則占稅收收入總額的31.4%，較之2012年25.3%有上升趨勢。

　　中國現行稅制體系中，直接稅占比低而間接稅占比高，兩者間配置極不均衡，既是一個基本國情也是一個基本矛盾。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十二五”稅改的前矚性分析報告曾指出，中國現行稅制的一個軟肋，是鮮有直接稅或基本沒有完全意義的直接稅。

　　顯然，在目前深化稅制改革，改善和優化我國稅制結構、稅收收入結構大趨勢下，降低間接稅在稅收收入總量中的比重，增加直接稅的份額，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雖然2013年上半年間接稅的比重有下降趨勢，但成效甚微。

　　那么，就目前來看，我國稅制結構現狀如何？如何改善？下一步又如何進行？本報記者采訪了業界專家。

　　較高的間接稅會增加中低稅收人群的“痛苦感”

　　稅收具有調節收入的功能。“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先后被載入中共十八大報告以及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之中。但就目前來看，隨著我國貧富差距增加，稅收調節收入的功能微乎其微。2012年的調查數字顯示，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已經上升到23倍。

　　無獨有偶，近日，美國“商業內幕”網站發表了標題為“中國稅收結構使窮人處境更窘迫”的文章。文章指出，2012年，中國收入最高的5%家庭將23%的中國家庭總收入占為己有。另一方面，收入最低的5%家庭在全國總收入中占的比重僅為0.1%。

　　據此，摩根士丹利分析師徐然分析后認為，“中國的稅收結構之所以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收入差距，是因為中國更加依賴間接的或基于交易的稅種，如營業稅、增值稅和消費稅（約占中國計稅基數的50%，而許多發達國家低于20%），這實際上是對低收入人口征收更高稅率，因為這些人將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費。如果將土地銷售的稅收視為基于交易的稅種，這種情況就更明顯。”

　　業界專家認為，我國間接稅比重太高。由于間接稅會直接進入市場價格，間接稅比重高不僅嚴重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還會通過稅收轉嫁，加重中低收入群體的稅收負擔。

　　山東省濟南市地稅局稽查局多年從事一線工作的稅務干部潘洪新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從本質上看，間接稅不論貧富，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課稅，無論你的所得有多少，但直接稅不同，它“嫌貧愛富”，有所得才征稅，因此，直接稅對收入的調節作用更大，并且也相對公平，因為，所得越多，占用的社會資源越多，在這種情況下稅收貢獻大是應該的。

　　“但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稅收收入主要來源于增值稅、營業稅等間接稅，而不是來源于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自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即使我國稅收連年大幅增長，這種稅收收入的來源構成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未來一段時間內應該也不會有大的變化，這種稅收收入結構是不發達國家的一個共同特點，它的好處是，便于征收，能確保財政收入來源，不足是，影響消費意愿，增加中低收入人士的‘痛苦感’。所以，目前，我國的稅收收入結構不夠合理，應當著手進行改革。”潘洪新說。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曾表示，中國的宏觀稅負，從同口徑的國際比較來看，得不出“過高”的結論。但我們的稅制結構確有嚴重問題：直接稅比重偏低，間接稅比重偏高。而包含在消費品價格中的間接稅，正是引發稅負“痛苦指數”的根源。

　　減少間接稅是結構性減稅的重點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稅制結構優化的關鍵階段，當前在積極財政政策下實施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正在逐步推進。結構性減稅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調整，并不同于全面性減稅，而是在適當減輕稅收負擔的同時，優化稅收結構。

　　那么，“減”字文章怎么做？實際上，自2004年以來，我國一直在致力于進行結構性減稅，比如，全面取消農業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出口退稅適時調整、多次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標準等。但“結構性減稅”的正式的提出是在200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對此，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高培勇表示，將現行稅制體系以及由此決定的稅收收入格局與“十二五”稅制改革規劃相對接，減流轉稅（間接稅）而非直接稅，減收入所占份額較大的主要流轉稅（間接稅）而非所占份額微不足道的零星流轉稅（間接稅），無疑是推進結構性減稅的重點。

　　在減少間接稅方面，潘洪新建議，首先可考慮降低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流轉稅稅率。如，食品、乳制品、居民基本住房等，這樣可以讓中低收入家庭直接以較少的支出滿足其基本的“衣、食、住、行”要求，買別墅和買普通住房的稅率一樣，買海參和買饅頭的稅率一樣，對中低收入者是非常不公平的。

　　業界專家認為，當前結構性減稅措施，主要是應針對一些特定的主體和稅種進行調整。如“營改增”繼續擴大試點，對飽受詬病的消費稅進行調整等。

　　對此，高培勇表示，增值稅塊頭兒最大，牽涉它的減稅效應可能是最大化的；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為改征增值稅，其終歸要被增值稅“吃掉”的趨勢已經不可逆轉；消費稅的基本征稅對象是奢侈品和與能源、資源消耗有關的商品，對于消費稅的任何減少，都要牽涉到國家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節能減排政策安排，歷來難以達成共識，不能不格外謹慎。所以，相比之下，只有增值稅最適宜作為結構性減稅的主要對象。

　　提升以財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為代表的直接稅比重

　　在提高直接稅比重的政策方面，賈康表示，應當在稅制的設計、運行中貫徹支付能力原則和再分配“抽肥補瘦”原則，使真正富起來的人在綜合稅制調節下為公共財政收入多做貢獻。

　　高培勇認為，隨“營改增”的推進而可能出現的財政收入“短缺”空間，肯定要由以財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為代表的直接稅加以填充。故而，開征居民個人房產稅和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等涉及直接稅建設格局的改革的事項將會進入實際操作階段，而遺產稅與贈與稅遲早會開征。

　　根據財政部《2012年稅收收入增長的結構性分析》的統計數據，2012年我國房產稅實現收入1372.49億元，同比增長24.5%，占稅收總收入的1.4%；根據財政部《2013年上半年稅收收入情況分析》的最新統計數據，今年1至6月，房產稅完成822.30億元，同比增長11%，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19.1個百分點。房產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僅為1.4%。由此可見，目前我國房產稅收入占比還偏低，未來房產稅收入有廣闊的增長空間，增長潛力巨大。

　　潘洪新也認為，沒有全面開征房產稅、沒有開征遺產稅、贈與稅是目前稅制的最大漏洞，相關部門不能再猶豫不決，這項工作不做，富人的幸福感并不會增強，但窮人的不安全感、被拋棄感卻越加強烈。

　　但在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為群看來，雖然很多人都認為應該提高直接稅的比例，但是很難。一方面，直接稅比較難以征收，另一方面阻力比較大。企業所得稅的改革趨勢是降低稅率，沒有成為主體稅種的可能空間；個人所得稅在我國是一個小稅種，也不可能成長為一個主體稅種。“營改增”如能降低宏觀稅負，這是一件好事。至于遺產稅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缺乏明確定量依據。

　　“如果要加大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增加個人所得稅負擔，很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個稅稅率，這是有很大的社會壓力的。另外，如果真要提高直接稅比例，那就必須同時降低間接稅比例。但是，間接稅是政府取得收入比較方便的方式，不會輕易放棄，否則財政收入降低的壓力也很大。所以，我認為直接稅成為主體稅種在我國近期實現的可能性不大。”朱為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