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彪

　　　近年來，國民收入分配均存在向政府傾斜的現象。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則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此外，2004年、2005年兩年，政府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擴大之勢，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現象并沒有改變（6月19日《上海證券報》）。
　　　國民收入向政府傾斜，直接的后果是擠壓民眾的獲利空間，降低他們的生活水準，遲緩其提升生活質量的速率；間接的后果則是抑制居民消費，拖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后腿。還有一層更為隱蔽的后果是妨礙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并對社會的穩定構成潛在的威脅。因而，說對于我國近年存在的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高度關注絕非危言聳聽。
　　　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趨勢的出現，起碼與以下一些主要原因有關：
　　　基本資源價格上漲過快，導致政府收入增長的同時百姓生活支出增多。近些年來水、電、氣等資源價格不斷上漲，大多數百姓難以承受，政府與國有企業獲利卻節節攀升；地方政府大量出售土地，但給予的征地與拆遷款卻極其微薄，致使政府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百姓實際財富縮水；除個人所到稅前不久有所下調外，針對企業與國民的稅收項目不斷增多，百姓與企業稅負不斷加重。
　　　更重要的是，政府積累了大量財富卻沒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保障職能，政府對于醫療、教育等公共領域的投入逐年減少，導致在政府財政不斷豐盈的同時百姓實際生活質量下降，其中醫療、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已經突破了大多數國人的承受底線。
　　　如果說居民收入、企業所得與政府財政屬于一塊蛋糕的三大塊，它們之間實際就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盡管國際經驗表明，在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居民和企業所得比重將有所上升，政府所得比重應有所下降，才屬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必須看到，這一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并不會自動生成，如果不平衡國民、企業的權利與政府的權力，政府的權力不能受到民眾權利的有效制約，就難免出現政府收入對于民眾利益的“吸收”，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就難以形成。
　　　具體言之，如果百姓在政府決定上調基本資源價格與增加百姓稅負時沒有發言權，政府收入因此增加而百姓負擔因此加重就不可避免；如果政府可以在征地與拆遷時單方面確定交易價格與補償費用，由此而生的財富的主要部分就必然會為政府所擁有；如果政府可以隨心所欲放棄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責，則政府積聚財富而百姓不勝重負乃至于不敢消費就必然會出現，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傾斜的趨勢就勢難逆轉。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百姓權利與政府權力的不對等，導致彼此之間財富分配的不公與不均，所以，要在居民、企業與政府收入間形成合理的財富分配格局，就必須通過制約政府權力來抑制政府的謀利沖動，防范其謀利欲望的得逞。這就除了需要進行政府體制改革，徹底轉變政府職能，使其從利益主體回歸應有的服務者角色外，還須通過制度設計加大民眾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權重，以對政府行使權力的過程與方式形成有效牽制，因為經濟與財富分配領域的合理性，須以政府、社會領域權力分配的合理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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